对于广州农商行而言，2025年的“企稳”只是阶段性表现，真正的拐点仍需时间检验。
文/财经观察者
在A股、H股上市农商行2025年年报密集披露的节点，扎根广州的本土上市农商行——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广州农商行”）的“成绩单”引发行业广泛关注。截至2025年末，该行总资产虽稳步攀升至1.38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.29%，延续规模扩张态势，但核心经营指标却暴露多重隐忧：营业收入连续四年下滑，四年间累计缩水超34%；净息差跌至上市以来最低水平；个贷业务成为不良“重灾区”，不良率突破4%且占总不良超六成。在银行业存量博弈加剧、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大环境下，这家万亿级农商行正面临规模与效益失衡、风险结构分化的成长焦虑，转型之路步履维艰。
营收四连降，盈利结构失衡成核心症结
2025年，广州农商行实现营业收入153.90亿元，同比下降2.79%，这是其自2022年起连续第四年营收下滑，尽管降幅较2024年的12.79%、2023年的19.47%、2022年的3.99%持续收窄，但下行趋势未改。回溯2021年，该行营收曾高达234.81亿元，短短四年间累计缩水超80亿元，降幅达34.46%，核心盈利指标持续走弱。
营收持续下滑的背后，是盈利结构的严重失衡。广州农商行对利息收入依赖度极高，2025年利息净收入达136.89亿元，同比微增0.54%，占营业收入比重高达88.95%，远超行业平均水平。相比之下，非利息收入贡献微弱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仅6.84亿元，占比仅4.45%，绝对规模处于近十年低位；交易净收入更是由盈转亏，从2024年盈利3.84亿元转为亏损7.30亿元，进一步拖累营收表现。
息差收窄是压垮营收的关键稻草。截至2025年末，广州农商行净利差跌至1.03%，净利息收益率降至1.08%，双双创下自H股上市以来新低，显著低于2025年四季度1.42%的商业银行行业平均水平。在净息差持续下行背景下，利息收入增长空间被严重挤压，而中间业务发展滞后，无法形成有效对冲，导致营收陷入“四连降”困境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2025年广州农商行归母净利润实现21.22亿元，同比增长1.98%，结束前两年连续下滑趋势，但这一企稳背后暗藏隐忧。其盈利改善并非源于经营能力提升，而是依赖信用减值计提减少——2025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4.93亿元，降幅6.35%，连续四年下降。这直接导致拨备覆盖率大幅下滑，从2024年末的184.34%降至161.85%，骤降22.49个百分点，逼近120%-150%的监管合理区间下限，风险缓冲能力持续弱化 。
个贷成风险“重灾区”，资产质量分化凸显风控短板
与对公业务风险逐步收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广州农商行个贷业务成为资产质量的最大压力点，风险集中暴露迹象明显。截至2025年末，该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30.99亿元，同比增长9.61%，不良贷款率1.86%，同比上升0.20个百分点，结束2024年下降趋势再度反弹 。其中，个贷不良率高达4.12%，同比上升1.23个百分点；不良贷款余额80.21亿元，占全部不良贷款的61.24%，成为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。
从结构来看，广州农商行个贷风险呈现“结构性恶化”特征。个人按揭贷款、个人经营贷款为个贷主力，余额分别达863.02亿元、738.25亿元，占贷款总额的12.22%、10.46%。尽管个人按揭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75.72亿元，增幅9.62%，但不良风险仍持续暴露；个人经营贷款余额微增0.14%，不良率却居高不下，反映出零售客户偿债能力波动较大。此外，个人消费贷款、信用卡余额分别为213.05亿元、132.24亿元，占比仅3.02%、1.87%，但不良处置难度高，进一步加剧个贷风险压力。
业内人士分析，广州农商行个贷风险集中爆发，根源在于零售客户抗风险能力较弱。相较于对公客户，个人客户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收入稳定性差、偿债能力波动大，且个贷不良具有“单笔金额小、户数多、处置成本高、效率低”的特点，难以像对公不良那样通过重组、债转股等方式批量化解。同时，除个人住房贷款外，消费类、信用类贷款缺乏足值抵押物，加之司法诉讼程序复杂，不良回收周期长，进一步推高风险处置成本。
反观对公业务，广州农商行风险出清成效显著。2025年末，公司贷款不良率仅1.2%，较上年末下降0.35个百分点；不良贷款余额50.78亿元，占总不良比例38.76%，同比收缩明显。从行业来看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从1.45%降至0.84%，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不良率也得到有效控制，对公资产质量进入修复通道。但对公风险的收敛，无法掩盖个贷风险的快速积聚，资产质量分化格局进一步凸显该行风控体系的结构性短板 。
转型之路任重道远，多重挑战制约发展
作为从农信社改制而来的本土银行，广州农商行历经多年发展，于2020年总资产突破万亿大关，成为广东省资产规模最大的上市农商行。在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，该行试图通过布局普惠小微、乡村金融、绿色金融等领域构建差异化优势，但成效尚未完全显现，转型之路面临多重挑战。
业务结构优化进展缓慢是核心制约。尽管广州农商行提出“3+2”特色化经营模式，聚焦中小额资产业务，但2025年公司贷款仅增长10.2亿元，增幅有限，个贷业务虽有增长，但风险控制不到位。绿色贷款、科技金融虽有布局，绿色贷款余额725.79亿元，科技贷款余额734.35亿元，但规模占比仍较低，尚未形成足以对冲传统业务下滑的新增长极。
数字化转型滞后进一步加剧经营压力。在银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，广州农商行线上化运营、数字化风控能力不足，导致运营成本高、风险识别效率低。同时，客户结构未能及时转型，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业务规模尚未形成有效支撑，难以挖掘高附加值客户资源，制约盈利增长潜力。
此外，品牌价值与市场信心持续流失。英国品牌估值机构BrandFinance数据显示，广州农商行在2026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中排名384位，较2025年暴跌111位，成为上榜中资银行中排名下滑最多的机构，低于多家资产规模更小的城商行、农商行 。二级市场表现同样低迷，截至2026年3月31日，该行股价报1.52港元，自2021年以来跌幅达48.07%，接近“腰斩”；股东现金分红从2020年的19.62亿元萎缩至2025年的6.63亿元，股东回报持续缩水 。
破局之路道阻且长，风控与转型成关键突围点
面对营收四连降、个贷风险高企、盈利质量堪忧等多重困境，广州农商行亟需打破规模扩张依赖，向价值驱动转型，而风控体系重塑与业务结构优化是关键突围点。
业内专家建议，广州农商行应立足“三农”和小微本源，避免与大型银行在优质对公客户上同质化竞争，在细分领域建立“护城河”。一方面，强化“存贷联动”与供应链金融，利用地域优势锁定系统性重要客户，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；另一方面，针对个贷业务建立更审慎的准入标准和动态监测机制，运用大数据风控降低风险成本，严控新增不良。
在风险处置方面，广州农商行需加快个贷不良存量化解，细分客户群体，对具备还款能力的客户提供跟踪服务，挖掘潜力；同时，持续优化拨备管理，平衡短期盈利与长期风险缓冲，避免过度消耗风险准备金。
数字化转型方面，需强化数字化风控模型建设，提前预防信贷风险；提升数字化营销能力，通过线上化运营提升轻资本业务收入占比，降低运营成本。此外，还应启动资本补充计划，通过轻资本业务转型降低资本消耗强度，为业务扩张提供充足资本支撑。
从行业视角看，广州农商行的困境并非个例，而是众多中小银行在存量时代面临的共性挑战。在净息差持续收窄、风险防控要求提升、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，中小银行如何平衡规模与效益、优化资产质量、实现差异化转型，成为行业共同课题。
对于广州农商行而言，2025年的“企稳”只是阶段性表现，真正的拐点仍需时间检验。如何彻底扭转营收颓势、遏制个贷风险蔓延、修复市场信心，将决定这家万亿级农商行能否穿越周期，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。在“十五五”新周期开启之际，其转型之路道阻且长配资炒股免费开户，亟待拿出切实可行的破局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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